2024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于9月13至15日在上海市黄浦区绿地外滩中心举行，本次大会主题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本次大会由新浪财经、中信出版集团主办，老凤祥联合主办，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特别支持。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卢兹大学经济学教授让·梯若尔（Jean Tirole）认为，必须提高医疗保健部门的效率，这期间也需要更多的共同利益。大多数国家的医疗效率都很低，美国在这方面尤其糟糕。

　　在他看来，综合医疗保健观实际上是对医疗保健的总体思考，既包含企业，也包含医院、门诊医疗和药品。

　　让·梯若尔表示：“大约10年前，我们有了治疗丙型肝炎的新药，这些都是极好的药物，因为它们能永久治愈疾病，完全没有副作用。”

　　以下为现场演讲实录：

　　谢谢。在我们诞生之前，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

　　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在药品问题上取得进展？

　　当然，我们想要有创新药，同时让大多数人都能用上这些药物。

　　当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因为你需要创造一些收益，才能使这些药品被研发出来。

　　每个国家都想要其他国家为本国的药品支付高价，以便为自己的创新提供资金。

　　同时，每个国家都想要其他国家拥有自己的国立卫生研究院或类似机构，为它们的药品研发提供资金。

　　实际上，与全球气候变化一样，药品研发也涉及到全球公共利益，每个国家都在享受其好处。所以自然，我们观察到很多的搭便车现象。

　　因此，在《里约宣言》三十年后，我们仍与之前大概处于同一阶段，我们需要大量的颠覆性创新，但这些创新还没有到来，原因很简单，这是“搭便车”的结果。

　　颠覆性创新非常关键，特别是对于某些被称为“受忽视疾病药物”的种类来说，尤为如此。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这种药物是治疗罕见病的“孤儿药”，患病人数很少。

　　也可能是因为使用者欠缺支付药品价格的能力，比如一些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药物。也有可能是这种药品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如疫苗和抗生素。

　　我想告诉大家，下一次大规模流行病的发生，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下注，但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抗生素相关的，因为我们几十年来都没有新的抗生素药物产生。

　　针对抗生素的研究很少。各国都存在着巨大的焦虑，就像疫苗一样。

　　如果没有足够的公共资金去支撑研究，我们很难为这些受忽视疾病药物想出一个商业模式。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引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国家联盟。我们已经看到它为全球气候变化带来了什么，并不出色。

　　对于药品，在欧洲范围内有一些共同商讨，比如抗生素方面的，在其他国家也有。人们尝试着组建一个联盟，但“搭便车”的现象又再次发生。

　　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实际上并不想为此支付费用。我们在图卢兹经济学院的理论研究表明，如果想要得到药品研发的好处，就一定会面临搭便车的问题，这是不幸的现实。

　　如何解决集体行动问题，这是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我们缺乏产生创新的能力，尤其是欧洲。当然，幸运的是，不是在每个方面都是如此，但这还是非常令人担忧。

　　在科技领域，如果你看一下科技领域的20强企业，其中11家是美国公司，9家是中国公司，而欧洲则没有。医疗保健行业的情况稍好一些。

　　纵观全球顶级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前50强中仅有三家在欧洲，其中包括法国的赛诺菲。

　　这长远来看是非常糟糕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和美国的科技公司在药物方面进行的大量投资是否能产生颠覆性创新。

　　他们拥有许多数据，有物联网。他们有非专利药品，还拥有人工智能的能力，AI在现在还只处于早期，而且它们拥有无限的现金。

　　因此，10年后的医疗保健行业会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我并不乐观。

　　虽然事实上欧洲人才济济，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必须解决如何学习使用这些人才的问题。

　　我们必须正视针对知识产权的批判。如我们所知，在政策方面，谈论共同利益和讨论药品是非常困难的，部分原因是它太情绪化了。

　　药品关乎生命，人们对此感到情绪化很正常，但实际上这让我们很难就此展开理性的辩论。

　　毫无疑问，知识产权一直被滥用，尤其是专利药品上。

　　在美国的报纸上，关于胰岛素价格飞涨、人们不再使用胰岛素的报道层出不穷。

　　你们听说过达拉匹林吧，它是疟疾的首选药物。同样，价格也是一路飙升。

　　但我要说的是，这样的问题的出现源自缺乏竞争。我们有各种创造竞争的方法。以达拉匹林为例，你可以从印度的许多生产商那里进口，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可以监管，可以放宽对生物许可的要求等等，这是其一。

　　此外，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新品牌药品价格过高的问题。

　　包括抗癌药物或罕见病药物等等。再回到市场支配力的问题上来，市场上还存在“猎杀式收购”的问题。

　　这样的危险总是存在的，这并不是药品特有的。这都是事实，在科技领域也会这样。现有的公司会去买它们未来的竞争对手，这会是一个问题，未来我们就必须去解决市场进入的技术壁垒问题，而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

　　因此，挑战有很多。但最困难的其实是品牌药品的高价问题。

　　这不是一个药品从天而降的世界，而是一个可以生产和创新药物的世界，能够进行颠覆性的创新。

　　关于颠覆性创新，我们知道一些数字，通常是 10 亿或 20 亿美元。它们意味着什么，我们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它们非常昂贵。

　　如果你真的想拥有一种创新药物，你就必须投入大量资金，如果你把所有的成功的可能性都考虑进去的话。而实际上成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因此，我们需要为颠覆性研究提供补贴。所以我们需要某种类似国立卫生研究院机构的资助，就像在美国一样。在欧洲我们仍然需要这样做，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富裕国家来说，我们需要足够高的药品价格来寻找投资。价格不够高的话，会有人说我们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你仍然在使用这些药物，也许使用的次数并没有那么多，然后你就能买到仿制药物，而且还有科学衍生品。因此，实际上有很多好处。

　　接着，我不得不说，也许富裕国家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要知道，在发展方面，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免费提供药品、免费提供颠覆性创新。

　　这将帮助贫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并制定各种类似政策。这些政策将传递给其他贫困国家。

　　如果我们作为富裕国家不承担研发和药物价格方面的责任，那将是非常糟糕的。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让整个行业拖延仿制药物进入市场。

　　我们应该规范与企业的价格谈判。就像我们在法国，在欧洲，和将在美国所做的那样。

　　我们必须提高医疗保健部门的效率，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共同利益。大多数国家的医疗效率都很低，美国在这方面尤其糟糕。

　　但我们还必须采取关于医疗保健的综合性的观点。综合医疗保健观实际上是对医疗保健的总体思考。

　　既包含企业，也包含医院、门诊医疗和药品。因此，这一点非常重要。大约10年前，我们有了治疗丙型肝炎的新药。

　　这些都是极好的药物，因为它们能永久治愈疾病，完全没有副作用。

　　问题是，它们需要花费4万美元或欧元，这是一笔巨款。产品本身很好，实际上无需多虑。

　　因为实际上，即使不考虑痛苦和死亡，支付4万欧元也是赚钱的，因为你省去了患这种病的所有治疗费用。

　　但也有一些情况比较复杂，你必须在所有这些事情之间做出权衡。

　　考虑一下最佳组合。你有三个步骤，分别是推动、拉动和采购。要知道，当你停止了对研发的补贴，只做基础研发，然后当你更清楚地知道创新会是什么样子时，你就会尝试去拉动创新。

　　因此，在医疗保健领域，它被称为临床试验补助金等。或者是价格方面的安排，也许是先进市场推动疫苗计划（AMC）。

　　我们无法详细说明它是什么。接着是采购机制，采购机制也很重要。对此我可以提出很多问题。

　　我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谁最终来为创新买单呢？会是使用者们吗？

　　但是使用者指的不仅仅是人们，还可能是他们的医院、医保等。

　　还需要获得市场检验。是纳税人吗？还是独立赞助商？可能是世界卫生组织，可能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还是整个医疗保健系统？

　　所以，你知道，我提到了欧洲的抗生素服务，存在很多“搭便车”行为，没有人愿意为此买单。但每个人都同意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抗生素。

　　因此，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实际上是绕过否决权，尝试建立一种机制，让图卢兹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在发现一种全新的抗生素时，能够获得一张凭证。

　　而且这种凭证可以转让，也可以卖给大型制药公司，这样就可以将专利延长3个月、6个月或1年。

　　这究竟是好政策还是坏政策？要想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试着从福利的角度来思考其后果。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为本次大会提供学术支持，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为智库支持。沃尔沃为首席战略合作伙伴，茅台为战略合作伙伴，东方证券、伊利为联合合作伙伴。金典零碳有机奶为ESG全球领导者大会唯一指定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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