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财经智库》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于3月18日举行。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发表演讲。

　　去年中国居民的储蓄净增加了接近9万亿，李迅雷分析称，这基本是高净值人群的银行理财产品转为银行存款，或原先准备购房的人，暂时不购房了，就变成了储蓄。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迅雷：虽然现在要把恢复消费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但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可能面临一些障碍、一些困难，我归结为四大障碍：

　　第一，收入分化和财富文化已经是全球普遍现象。虽然我们这些年来收入增长和GDP增长基本同步，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偏慢一点，占比比重偏低，消费又主要靠中低收入群体，这部分人在过去三年疫情中收入增长跟GDP基本一致。

　　中国居民的消费率偏弱。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无论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和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处在非常低的位置。这跟我们居民储蓄率偏高，跟我们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是相关的。一般收入越低，消费能力越弱。

　　虽然从居民储蓄的数据来看，去年中国居民的储蓄净增加了接近9万亿，我们称之为超额净储蓄，问题是这个储蓄的来源是什么？还没有非常确切的数据，但根据判断来讲，基本上属于高净值人群的银行理财产品转为银行存款，或原先准备购房的人，暂时不购房了，就变成了储蓄。

　　另外一方面，从消费的来源看，去年在大宗消费方面，新能源车的消费比较好，汽车属于耐用消费品，不可能今年增长很多、明年还能增长很多，因为我们国家汽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相对饱和的水平。置换汽车肯定需要一个期限，在这方面很难有一个新的动能来拉动消费。

　　从目前的数据看，国内消费恢复的高度有限，今年GDP的目标是5%左右，我的判断全年消费增速大概在6%-7%，春节恢复性消费虽然是偏乐观的，但它的可持续性最终由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所决定。

　　第二，中国经济过去主要靠投资拉动，从投资拉动模式向消费主导模式转型非常难，虽然我们提出来的目标是把扩大消费放在首要位置，但在具体的财政支出结构来看，并没有明显的增加消费的比重，包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民生方面的投入，这些没有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一个是靠出口，一个是靠投资。出口靠外需，投资主要靠地方政府拉动经济，中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这个模式在过去十年没有根本的改观，今后要把它转到消费主导模式上，也需要非常长的时间，需要各大部门加大支持，并不是喊个口号就能实现目标的。

　　第三，当前中国居民的杠杆率水平偏高，偿债压力大。我们把中国的经济特征称之为“未富先老”，实际上还有“未富先债”。当发达国家经济体成为高收入国家时，债务率水平是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债务水平也是比较低的。我们基本上达到发达经济体的中等甚至中等偏上的水平。

　　另外，我们也看到偿债的压力比较大，每个月要还本付息的比例偏高，占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7%，跟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处在靠前的位置，比美国、法国、日本高，跟发展中国家比，更是排在前面。

　　第四，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偏低。我们经常讲要让居民想消费，敢消费，能消费，现在敢不敢消费是一个大问题，尤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太乐观的时候。“三重压力”的最后一个压力是预期转弱，这种情况下，防御性的储蓄会增高。从养老金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的第三支柱几乎为零，把三大支柱加起来，我国养老金的规模，人均水平不足美国的1%，我们的居民收入可能是美国的1/5到1/6，但是社会保障还没有达到美国的1%，这也使得居民消费意愿相对弱一点。

　　我提出四大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居民部门、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这三大部门，政府部门在过去更多是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比如减税、降费、退税，用于居民部门的支出相对比较少，这方面要按照扩大内需战略纲要提出来的，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经济当中的比重。

　　第二，要推进税制改革。

　　第三，以社会慈善事业为核心，要增加居民收入水平。要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的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第四，除了房地产之外，可提高资本市场的繁荣程度的收入，增加企业的分红，以此来提高居民的消费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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