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刘子象

　　12月7日，第24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这是四年来中欧领导人在这一机制下的首次线下会面。

　　关于中欧商业关系，在5日的一场研讨会上，欧盟中国贸易协会（EUCBA）秘书长、比利时法兰德斯中国商会（FCCC）总裁宋惠安（Gwenn Sonck）表示，中欧公司和经济高度依存，“过去20年，欧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已达到1400多亿欧元，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也接近1200亿欧元”，然而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变化，如今的商业活动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这位代表2万多家欧洲和中国公司的商业协会负责人指出，虽然中国在欧投资下降，但是投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电动汽车电池工厂的推动下，绿地投资现在主导着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活动，中国企业已成为欧洲绿色转型的主要参与者。

　　“我需要补充的是，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中国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2024年中国经济表现也好于预期。欧盟和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彼此。”宋惠安说。

　　据荣鼎咨询今年5月份的一份报告，中国对欧洲（欧盟27国和英国）的直接投资继续下降趋势，2024年更是降至十年来的最低点，同比下降22%，至79亿欧元。中国在欧的并购活动不足是下降的主要原因。

　　而稍早前正式生效的欧盟《外国政府补贴条例》（FSR）或将进一步影响中企在欧洲的并购活动。该条例在今年10月12日正式生效。它赋予欧盟广泛的调查权，以评估外国补贴对其内部市场的影响。在此条款下，符合欧盟范围内触发标准的某些大型并购和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需要通知欧委会，以获得事先批准。

　　界面新闻从上述研讨会上获悉，在新规生效短短一个多月内，“当事方就已经向欧盟监管机构申报了34笔大宗交易，这说明很多企业受到了影响，”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欧盟竞争与监管事务律师霍洛贝克（Bram Hoorelbeke）透露，但他同时表示“尚不清楚”这其中是否涉及，或者涉及到多少家中国公司，在他看到的其中几个案例中，没有中国公司身影。

　　他同时表示布鲁塞尔机构没有披露的义务。不过，欧盟官方刊物可能会刊发摘要，外界或能了解到一些信息。

　　有声音称中国国企是欧盟新规的潜在重点影响对象。霍洛贝克在研讨会上表示，其实不仅仅是国企，大型跨国公司也受影响。由于新规中“外国财政补贴”的概念非常广泛，这对很多在欧盟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来说，都造成了很大的行政负担。在具体操作层面，有关企业需要对过往财务状况进行排查，以及随后的“自证”工作，堪比“行政噩梦”。

　　霍洛贝克解释称，就“外国财政补贴”这一概念范围的界定而言，就有很多工作要做。

　　比如，在资金性质界定方面，任何资金来往都可能在覆盖范围内，不仅仅是直接的赠款或补贴，从股权激励到贷款优惠，再到经济自由区内享受的优惠，所有这些都可以算作在内；而在外国政府机构的定义方面，社区、地方、中央都在规定范围之内，非正式的政府机构或公共实体，比如公立医院、国有企业，都可以算作在内。

　　另外，对于“第三国”的概念，欧盟27个成员国之外的所有国家都可以被视为第三国。“英国、瑞士以及挪威这样的北欧国家理论上都在这个概念的覆盖之下，很多公司可能会意识不到这一点”。

　　欧盟中国商会（CCCEU）秘书长方东葵在同一场活动上指出，虽然中国企业在欧盟的增长轨迹具有弹性，但这种增长正被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因素所掩盖。

　　他援引CCCEU最新的研究报告称，中国企业对欧盟营商环境的评价已经连续第四年下降。这种下降主要归因于像《外国政府补贴条例》这样的监管层面的障碍及其带来的风险。

　　方东葵表示，虽然这一政策旨在确保公平竞争，但无意中引入了层层复杂性和担忧，对中国公司的商业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约70%的受访企业均希望欧盟改善政策支持，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权利保护和工业研发活动资金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