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招银理财产品“不赚钱不收管理费”搅局下，公募基金“旱涝保收”模式再次引发热议。随后，一百多只基金宣布下调费率，降费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情绪，但并未触及问题症结，最终或仍是治标不治本。

　　一方面，消费、医药、新能源等赛道基金仍在持续亏损，基金公司在持续“抽水”之下，造成了突兀的“瘦了基民、肥了公司”现象。2024年各类基金大亏1.45万亿，但公募基金收取的各类费用却高达2146.01亿元（管理费占比超60%），创出历史新高。其中，某位明星基金经理旗下产品去年一共亏了150多亿，却给基金公司带来了近20亿元的管理费。

　　金融是牌照壁垒生意，从资金融通服务中收取一定费用，是全世界都通行的模式。公募基金之所以被指为“旱涝保收”，主要因为权益基金近几年业绩与基民预期出现严重偏差，长期以来这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和个股投资相比，基金组合投资的风险分散效果并不明显；二是和基金公司“全能式”的宣传相比，基金经理在超大管理规模之下的持续亏损，让基民普遍感到沮丧和失望；三是面对基民这些反应，高大上的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依然缺乏有效、接地气的沟通渠道。

　　另一方面，收费模式不改变，单纯下调费率并不能对基金经理和公募基金的行为产生根本性影响。因为理性经济人总会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但这种局部效用最大化，却会导致更大范围的效用减损。在管理费和基金规模挂钩这一“躺赚”模式下，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似乎没能实现（也缺乏有效动机去实现）有效的投资优化效果，反倒是投资亏损风险全部由不具备专业投资能力、风险承担能力最弱的基民承担。我们经常听到“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但自负盈亏的不应只有基民，真正具备专业投资能力的基金公司，是否也应投入到风险博弈中来？

　　基金收费模式的形成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想一下子从根上去改变是困难的。市场一般将基金下调费率解读为“让利于基民”。但当前的收费模式过于单一，除了简单的费用计价功能外，无论对基金公司或是基民，积极性调动作用基本体现不出来。

　　要想真正“让利于基民”，基金管理费的收取方式需要在思路上做出改变。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是：每1元申购资金带来的管理成本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管理费是资金保管的价格，本质上是基民给基金公司支付的成本费用。但在基金投资中，基金规模和管理成本之间并不是线性关系。比如有两只权益基金，一只规模3000万元，一只规模100亿元，同样1000万元申购资金，给这两只基金增加的管理成本，显然是不一样的。后者在仓位运作、投研支持等方面需要更多的投入支持，而前者从3000万元增加至4000万元，对基金经理来说依然是个非常灵活的体量，申购资金进入带来的额外管理成本，应该是比较低的。

　　因此，好的收费机制应把基金规模和管理费之间的线性关系变成非线性关系。在非线性关系下，基金规模越大边际管理成本越高，基金公司越赚钱，但贵到一定程度后基民就会停止进入，从而寻求其他小规模的替代产品。最终，在这两种力量抗衡下，无论是基金公司还是基民，各自的成本收益会达到一个均衡水平。

　　当然，要实现这点，需要相应的机制设计等一系列配套安排。这虽然不会改变基金公司的盈利模式，但会给整个基金业带来不小变化，必然会涉及到局部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