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17日文章，原题：是时候放弃减肥文化了，为了我们，更为了孩子  美国的减肥文化从小就教育我们，胖不好，瘦才好；胖是丑的，瘦是美的；胖代表不健康，瘦代表健康；胖代表不负责任，而瘦代表品行端正。这种隐性而普遍的文化偏见几乎让所有人都成了受害者或帮凶，或者像我一样，两者都是。

　　幸运的是，一些活动家和作家正在还击，弗吉尼亚·索尔·史密斯在其著作《肥胖论：减肥文化时代的父母》中写道，数据研究表明，胖孩子会被同龄人霸凌、被老师歧视，体形较大的黑人青少年更容易因衣着不合规范而受罚。医生们也很容易就给出节食处方，而忽略了永久性减肥导致的各种已被证实的危害。我的青春期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所谓的有氧运动时代，40年来，我一直在健身、节食，围绕着增增减减的体重费时费力，自信也在不断消磨。

　　我是一个正常身材的白人女性，坐得下飞机座位，也能在大多数商店买到合适的衣服。尽管在我们的文化中，即使是瘦子也要“经历一定程度的肥胖恐惧症”，但相比体重羞辱真正的受害群体，我就像是在恐怖袭击中被制服在地的旁观者。我的遭遇不是重点，但我却是共犯。每一个人，尤其是父母，都很容易从减肥文化的受害者变为施暴者。“曾经，我们很少会有人从父母那获得身材的正面评价”，索尔写道，“随后我们把这些同化的身材观念和体重偏见传递给孩子。”

　　相比于要求孩子迎合减肥的期望，父母可以帮助他们识别、批判并抗拒这些期望。我应该告诉孩子相信自己的身体，而非建议他练瑜伽。我是同意这种观点的，但我不认为我内心会信服它。但为了那些因为更重而被老师认为更笨的孩子，那些因为不符合白人身材标准而被惩罚的黑人女孩，那些无法达到医生苛刻减肥要求的女性，我可以尝试去相信它。

　　我无法避免做减肥文化的受害者，但我可以拒绝做一个共犯。我能做的首先就是不去讨论减肥、所谓的“健康”饮食以及他人的体重。不论我对食物和体重有什么不正确的观点，起码我能保证不传递给他人。其实，我们能做的应不止于此。几年前，我会努力说服自己“我想我这个体重可以了。”但医生如果说“你还能再瘦一些。”我也不会反驳。但有一天，哪怕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未来可能的病人，我会鼓起勇气反问：“为了什么呢？”（作者凯特·科恩，魏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