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疏导住房限购措施，松绑大城市的汽车限购措施。

　　扩大内需是当前推动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扩大消费则是扩大内需的政策重点。基于此，需要满足多层次的消费需求，放松对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限制性措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25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上表示，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需要有效改善市场预期，通过改革创新消除制约消费增长的体制性障碍。

　　关于中国经济需求侧的增长动能之所以聚焦于内需，王一鸣称，是因为疫情期间明显好于预期的出口增长今年大概率将明显回落。在外部需求明显减弱的背景下，如果不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就有可能出现产能过剩和通缩的压力。

　　“今年前两个月，中国的CPI和 PPI明显走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方面的压力。” 王一鸣说。

　　他进一步分析称，从1998年提出扩大内需战略以来，中国的政策重点多以扩大投资需求为主，并形成了一整套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的政策框架和工具，但扩大消费的手段和政策工具相对来说比较有限。

　　随着扩大投资的空间收窄和边际效率的下降，扩大消费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王一鸣看来，当前，亟需创新扩大消费的政策工具，完善扩大消费的体制机制。

　　王一鸣建议，放松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限制性措施。改革开放后，中国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成长性最强的中高收入群体，这部分人是购房、买车、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主力军，也是引领消费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他们对扩大消费应该说支撑作用最强。

　　“因此，我觉得需要疏导住房限购措施，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松绑大城市的汽车限购措施，通过扩大城市路网来缓解拥堵量；增加教育和医疗的中高端服务供给，满足多层次的消费需求。”王一鸣举例说。

　　至于“以改革创新来激活潜在的消费需求”，王一鸣则将视线聚焦在农业转移人口上。

　　他表示，中国有近3亿农民工，已占到4.6亿城镇就业人员的近65%，但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和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方面还受到限制。而农民工如果转为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要增加30%左右，会带来巨大的消费潜力。

　　这一潜力如何激活？王一鸣称，要加快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打通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的通道，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