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邓宇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202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14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0年来的经济增速超过6%，全球占比达18%，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增长趋势也出现了新的特征，不再以数量增长为主，而是强调高质量发展，王东京在《中国经济突围》一书中称之为“告别数量型经济”。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适应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王东京给出的“药方”，是产业升级。许多经济学者都讨论分析了产业升级的各种路径方法，但产业升级的逻辑究竟源自哪些层面，还未能得到很好的阐释。书中给出了一个背景，即中国的产业结构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门类齐全，具备了比较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但在全球产业链竞争中基本上处于中间位置，在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上依赖于国际市场。以芯片为例，目前全球市场中中国每年芯片的进口规模在40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长，意味着对外的依赖性也较大。要突破关键技术创新的围堵和封锁，就必须将视线转向产业升级。国家“十四五”规划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置于核心位置，就代表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必须紧扣“双循环”格局，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纵观国际和国内现实，内需的发展一直是核心，欧美发达国家消费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中国也已达到65%以上，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除了从根本上明确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目标宗旨，即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实现共同富裕外，还深刻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所体现出的内在韧劲和基础，即拥有巨大的内需市场，这是其他国家所不能匹敌的优势。关于如何“立足供给侧扩内需”，王东京认为，一是就业层面，只有充分就业才能解决消费内需的供给问题，即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从供给侧释放消费潜力，包括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奠定稳定扩大就业、减少隐形失业的基础；二是投资层面，无论是民间投资还是大众创业，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近几年国内外发展形势复杂多变，促进民间投资扩大生产和通过创业解决就业，都是可行的办法。

　　至于政策层面的发力点问题，王东京从财政和货币政策两个层面进行了系统探讨。财政政策方面，他认为积极财政要加力提效，立足于供给管理，主要手段是减税，重点是结构性减税。同时，财政支持的选项也非常重要，重点在于支持生态环保、科技创新和扶贫。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没有搞“大水漫灌”，区别于欧美国家的超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强调精准滴灌，重点支持制造业、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领域，以及普惠中小微、乡村振兴等薄弱环节。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在于稳定币值，而不是刺激经济。最终，货币的供应应与需求相匹配，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此外，王东京还着重提出了“有为政府和公共选择”问题，认为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是改革的两个方面，二者并不冲突。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地方试验，重点在于二者的互补，这就是有为政府的内在逻辑。由于中国的区域、城乡等结构存在客观上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在顶层设计层面下的地方试验可以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出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既保证了全国上下一盘棋，也能更加稳健地推动改革进程。而政府的改革和政府功能的发挥既要有所作为，也要有所不为，重点在于把握好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在坚持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性地位的同时，强调更好地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因此，在制定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及支持创新、保护竞争等方面必须把握好“度”。